2017年春、夏，刘小东实施了他最新的项目——去北极格陵兰岛写生一所孤儿院的孩子们。消息发出是在两年后，2019年3月21日，这个项目创作的作品以及纪录片将在丹麦的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格林兰岛？北极？孤儿院？写生？一连串的问号随之而来：那儿全是被冰雪覆盖吗？人都是裹着厚厚的貂绒大衣吗？能看见极光吗？会遇到北极熊吗？还有一座孤儿院？住着一群孤儿？

比起以往对刘小东作品本身的关注，这次写生的地点似乎更加吸引人。

如果在百度上查找格林兰岛，第一行就是：世界第一大岛，80%以上被冰雪覆盖，人口总数5万多人，全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最冷可达到零下70℃。

除了这些显为人知的介绍，这儿还是地球变暖的最前线，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儿的人之前还住在石头窝棚里，如今已经家家开着快艇，住在温暖的木房子里了。

然而，在物质快速发展的背后，格陵兰岛却隐藏着更大的社会问题：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地方。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对于刘小东最新的这个项目充满了好奇。

格陵兰乌门纳克（Uummannaq）

飞往最北极的孤儿院创作

刘小东与他的创作团队于2017年7月底出发，开始此次创作之旅。在此之前，他已经于春天去过一次完成了考察的工作。

此次一行人的目的地是乌门纳克（Uummannaq），位于格陵兰中部西侧海岸边，是一个岛，比较平的一面住着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的“城市”是格陵兰第八大城市；陡峭的一面呈现心脏的形状，格陵兰语“乌门”是心的意思，“纳克”是山的意思，乌门纳克Uummannaq——心之山。

要抵达这个遥远的地方并不容易。他们先从北京飞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再飞往格陵兰最南端KANGELUSQQ，再飞往ILULISSAT，再飞往QAARSUT，再飞往Uummannaq，交通工具从空客330到螺旋桨飞机再到直升飞机。据说，如果不是夏天抵达，可能还需要坐一次狗拉雪橇。

但除了交通工具上的不便，这个岛已经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岛。刘小东第一次去到孤儿院时，看到沿途的房子，孤儿院里北欧极简风格的家具，以及孩子房间里最新款的Xbox-one游戏机、无限供应的水果饮料食物……这一切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当时他给孩子们带了一盒彩色铅笔，原本是想表达一下慰问之情，结果羞愧的不敢拿出来，又带回了北京。

另一个让整个团队感到意外的是，孤儿院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温暖的氛围。无论是6岁的孩子，还是16、17岁处于叛逆期的青年，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的微笑，看多了这些礼貌的微笑，反而让人更加谨慎，害怕所谓的同情会触碰到他们敏感的心。

事实上，这些孤儿并非真正的孤儿，他们的父母都健在，但因为父母无法尽责被政府送到孤儿院。但他们都经历过很可怕的事情：有的遭受过家暴，有的曾被性侵。这些破碎的童年带来了无法抹灭的伤痛，也为他们步入社会无形中带来了歧视和误解。

孤儿院除了给他们基础的物质生活，还提供艺术教育包括音乐、绘画，借此来帮助孩子面对过去的阴影，走出内心的阴霾。这儿的孩子，每个人都会至少4、5种乐器：钢琴、小提琴、吉他、鼓。并且能文能武：放下小提琴，就跑出去捕鱼，干农活。

当刘小东他们在教室里看着孩子们的表演，又唱又跳，享受观众热烈的掌声；在大厅里看着孩子们互相打闹嬉戏，笑的肆无忌惮；在餐桌上看着他们手拉着手祈祷，满脸的恬静，让人感觉好生活无非如此。

在这个翻译为“绿色之岛”的地方，虽然岛上一棵树都没有，但夏天有24小时阳光普照，岛上的每一个居民都非常的友善，对陌生人投来信任的目光。但某些时候，人们的言语里还是隐藏着深埋在这片土地里的寒冷。越深入的了解，越难以承受。刘小东以及团队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绘画 作为纪念的存在

面对这片一望无垠的冰川之地时，刘小东笔下的色彩变得失效：天空的蓝，海洋的蓝，都到了一种极致的程度。除了蓝，还有肉眼几乎难以辨识的各种微妙的色彩，那是山的倒影，是光的反射，还有房子这些周围环境的彼此影响。即使像他一样熟练的艺术家，也很难把眼前纯净的一切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在画面上。

因为天气的原因，刘小东只能画一些小的画。有时候站在冰上，迎着风作画，一个小时下来，人就完全冻僵了。这些画和他认真完成的作品相比，画的并不好，但他觉得这些并不重要，因为他曾经在这儿画过画儿，就是最好的纪念。

此次在当地完成的写生作品，只有一幅大尺寸是现场画的。作画地点就在孤儿院旁边的一个港湾，那儿能避风，画完也可以赶紧抬进孤儿院。在那个地方，他不仅可以画眼前的景物，孤儿院的孩子们也成了他最好的模特。他们在海边自由的做出各种动作，刘小东用画笔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

然而，风景与孩子们虽然能够再现于画面上，但有关这座岛，和岛上的人们，却很难用画笔来描绘。与刘小东对话时，他坦言，虽然如今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面对不熟悉的环境创作时会觉得恐惧，但孤儿院和这座岛，却不是简单的画一些山山水水、男男女女就足以概括。在这之外的纪录片成为了“补充”。

纪录片 在漫漫长夜中透出的温暖之光

此次拍摄整个纪录片的过程，总共十多天。年轻的导演杨波每天都骑着一辆借的小摩托四处奔波，把本就不大的岛跑了一圈又一圈，和可以说英语的当地人聊了又聊，希望挖掘到他来之前就想好的内容。

原本他的想法是去拍摄那些关于自杀、吸毒、家暴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采访了4、5个人之后，他发现问题并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或者明显。短短的十多天，他根本不足以去了解这些人，也让他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资格去拍摄这些内容。

当他在采访到第四个人物的时候，依旧问到了自杀、酗酒的问题。采访结束后，他与刘小东的助手赛杰聊到了这些想法，他们坐在小房子的天台上，赛杰对他说：“我觉得我们没资格聊这些，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那些想自杀的人，没有真正的进入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故事，甚至没有资格问他为什么选择自杀。”这几句话很触动他。纪录片应该是更加写实和平等的，如果再继续采访下去，很可能就变成在消费他们。

于是杨波放弃了最初的想法，把重心留在了孤儿院。影片中，最打动人的是孤儿院孩子们脸上随时挂着的微笑，礼貌却又让人感觉到距离，有种说不出的复杂的情感。

孤儿院的院长Ann女士是纪录片的主要采访对象，她介绍了乌门纳克的基本情况，也间接说明了如今生活在这座岛上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在这座只有一千多人的岛上，每个人都认识彼此，漫长的白天与无尽的黑夜，把人性中最大的光芒彰显，也将最深的黑暗掩埋。

24小时的太阳无法驱散内心的孤独与绝望。在凌晨1点还在空地上独自踢球的孩子心中、在凌晨3点拎着啤酒走出地下酒吧的老人心中、在凌晨4点躲在孤儿院角落抽烟的孩子心中慢慢滋生。更可怕的是，在这儿，自杀就像一种疾病，会传染，当周围有人企图自杀，那么它就会传染给其他人，让大家觉得自杀是一种出路，无路可走的时候，自杀成了最好的选择。当灵车从教堂开出驶向墓地，人们静静的向刚刚自杀的孩子道别，那层无形的阴霾笼罩在岛上，寄生在每个人的心里。

老猎人Uunnartoq (Jakob Løvstrøm) 讲了一个传说：逝去的人灵魂飘到天上汇聚成北极光，在漫漫冬季的长夜里，不能对着极光吹口哨，否则极光会割掉你的头，当球踢。

片子里一个叫Gert的男孩，15、6岁，喜欢足球，喜欢拍照，于是杨波只要有空就把机器给他，随他拍什么，成片里有一个小狗吃草的镜头就是他拍的。Gert话很少，很帅，平时打招呼时也只是微笑。唯一跟大家说过的话就是“岸边抓的鱼不能吃，只能拿回去喂狗。”他的房间里有踢球获的奖杯，还有一架很大的飞机模型挂在天花板上，他的手机不太好，屏幕已经碎的几乎看不清了，每天晚上他就看那么一会手机，默默的就睡了。

回国后，忽然有一天，刘小东收到院长Ann的邮件：“很遗憾，Gert选择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北极圈的孤儿院”纪录片截图，©杨波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寒冷中，却依然有着许多感人至深的画面。有一个镜头，是其中一个名为努卡的孩子在孤儿院的房间里偷偷玩游戏不睡觉，结果被“舍管老师”发现了，这个来自丹麦的志愿者就那么安安静静的站在门口看着，微笑着要努卡交出平板电脑，除了几句“谢谢”，多一句话都没说，安静、客气、优雅。那种人与人之间、成人与孩子之间、监管者和被监护者之间的信任，和成熟的关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鲜少见到的。

刘小东，《努卡和他的兄弟姐妹》，2017，油彩／画布，220 x 260 cm  作品为艺术家收藏，版权为艺术家所有，Anders Sune Berg摄，林冠艺术基金会提供

在完成这次创作与拍摄后，刘小东与杨波都无法用言语来解释或准确定义那片土地。“我们只能从感觉上摸索那种遥远的感觉。当他们彼此打招呼，捕鱼喂狗，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演奏音乐的时候，感觉不到那种寒冷；但当教堂的钟声想起，灵车缓缓驶出，送行的人沉默不语，无形的阴霾笼罩在整个小岛，又让人相信这种残酷的现实正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

（文中多处细节文字引自杨波导演公众号NABOSTUDIO原创发文：相约在长夜漫漫时。并感谢杨波导演接受采访，提供相关图片及采访素材）